19世纪末期，西方的各种概念同时进入中国和日本，迫切需要翻译成汉语和日语。当时在中国，熟悉西方的人很少，精通英语的人更少，汉译工作主要由严复先生（1853—1921）完成。而在日本，熟悉西方、精通英语的人比较多，日译工作由许多学者共同完成。于是，同一个西方概念，在中国和日本有完全不同的译文，例如：
①capital：【严译】母财【日译】資本
②economy：【严译】计学【日译】経済
③evolution：【严译】天演【日译】進化
④metaphysics：【严译】玄学【日译】形而上学
⑤philosophy：【严译】理学【日译】哲学
⑥society：【严译】群【日译】社会
⑦sympathy：【严译】善相感【日译】同情
       不幸的是，刚刚进入20世纪，以梁启超先生（1873—1929）为首的中国留日学者掀起一场学习日本的运动，大量翻译日语著作，大量引进日语词汇，结果“严译”还未与“日译”较量几个回合，就被击败，从此退出了语言舞台。
       为什么“严译”会被“日译”击败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王国维先生（1877—1927）的看法很有代表性，他认为“严译”的主要缺点有两个，一是过分追求“古”（archaism），二是过分追求“雅”（elegance），导致“严译”的术语，学者能看懂，而老百姓看不懂，与正在进入白话文时代的当时中国民众严重脱节，所以被淘汰了。我赞同这种看法。
       现代有些日本学者，过分夸大现代汉语引进日语词汇的重要性，他们甚至认为，如果没有这批日语词汇，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可能迅速发展起来。一些中国学者似乎也表示赞同。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纯属扯淡。pear译成“鸭梨”，或者译成“鸡梨”，难道有本质区别吗？难道pear叫“鸭梨”就是甜的，叫“鸡梨”就是酸的吗？所以我不赞同这种看法。
       100多年之后的今天，汉语依然从日语引进词汇，比如这句话：“附近有一家人气很旺的卡拉OK量贩店”，其中就有三个最近20年引进的日语词汇，分别是人气、卡拉OK和量贩，所以我说这种现象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属于正常的语言交流而已。
       最后我附上一段严复先生翻译的《天演论》，您可以与英文原文比较一下，真的是很“古雅”，只可惜不太适合我等草民阅读（笑）。